近5年的中国西南边疆学术研究(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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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5年的中国西南边疆学术研究(2011—2015) 翟国强

摘  要：2010年以来，学术界关于中国西南边疆的研究取得明显进步，不仅产出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刻画出近几年来研究的发展轨迹，而且形成一些颇受关注的热点。诸如传统选题方面的研究、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研究、西南边疆治理史的研究以及相关档案和历史文献的整理等等。另外，在西南边疆地理环境与社会经济、西南边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等方面，也取得令人欣喜的成果。总之，学术界在我国西南边疆史方面的研究硕果累累，并呈现出健康发展的势头。
关键词：  2010—2015 西南  边疆  民族  文化
作者简介：翟国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10号，邮编：100005。

      （原载《中国边疆学》第5辑，社科文献出版社2016年9月）
中国西南边疆地区包括今天中国的广西、云南、西藏的全部和四川省的西南部，以及今天属于东南亚邻国的中南半岛北部地区。由于西藏地区的学术研究情况另有专文阐述，所以本文就广西、云南及邻近地区近5年来（2011——2015）的研究情况略作概述，挂一漏万在所难免，敬请批评指正。
近5年来，中国西南边疆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无论是历史研究还是现状研究，都取得一系列新成果，就主要的领域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西南民族与文化的研究
5年来，西南边疆民族史的研究取得了一批较好的成果。其中，王文光等著《中国西南民族通史》[1]一书最具代表性。该书共分3册，计180余万字，包括绪论共分为10大部分。阐述了从远古人类诞生到新中国成立后的2010年西南民族所经历的漫长的历史过程。对生活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各民族的社会生活、历史源流、分布、历代政府对西南民族的治理以及民族关系等情况做了详实、深入的考察和研究。本书是迄今出版的相关学术专著中信息量和篇幅最大的一部著作，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民族通史。
关于早期西南边疆民族与文化的研究，翟国强著《先秦西南民族史论》[2]一书值得参阅。该书34万字，充分利用前人的考古发掘报告和考古学研究成果，将先秦时期西南民族的历史放在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格局中加以考察，以一种全新的视角考察了西南民族的发展与变化。
此外，我们还可以参阅翟国强《滇文化与北方地区文化及族群关系研究》[3]和《北方草原文化南渐研究——以滇文化为中心》[4]两篇论文。前者考察了滇文化的形成和特点，文章认为从滇文化特征来看，既有源自云贵高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征，也有大量来自周边地区如中原、巴蜀、岭南等文化的影响，还有来自更为遥远的欧亚草原、南亚甚至西亚地区的因素，因此，从滇文化特征来看是杂糅了大量其他地区文化因素的一支复合型文化。其中，北方地区的文化因素占据了较为重要的地位，使其显得与周边一些典型农业民族的青铜文化差异较大，呈现出独特的地方特色。后者认为从青铜时代始，北方地区形成了众多特征各异又相互联系的游牧人文化，由于游牧民族在北方地区长期大范围活动，使得北方各地文化彼此影响、相互借鉴，出现了相当多的同类文化特征，并通过藏彝走廊等途径对云贵高原的青铜文化产生了强大的辐射力。滇文化中出现的大量北方草原文化因素，即是其向南辐射的结果。
古代西南边疆民族研究方面，范宏贵等著《中越跨境民族研究》[5]和何平《傣泰民族的起源与演变新探》[6]等专著也值得赏读。前者计36万余字，根据中越两国的文献和资料以及相关田野调查书籍，概括地阐述了中越跨境民族形成的原因，论述了各个跨境民族形成的历史，以及现在各跨境民族在经济、文化、民族感情、亲友感情上的交往。书中对中越跨境民族的衣食住行、节日、宗教信仰、民间崇拜、婚姻、丧葬等风俗习惯都有简要叙述和分析，并设专章对中越跨境民族的习惯法、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了论述。后者是作者多年研究该问题的最新成果，作者对傣泰民族的源的几种说法分别梳理，指出存在的不足，否定了一些是似而非的观点。
南诏、大理国的研究是西南民族史的重要内容之一。段丽波《宋元时期中国西南乌蛮的民族关系》[7]认为，宋代与之共存的有乌蛮聚居的大理国，及以乌蛮为主体建立的罗殿国、罗氏鬼国、自杞国、特磨国等。因此，乌蛮除了，主要分布于大理国辖境内，还有相当部分居于宋与大理国的交界处，民族关系呈现出多元复杂的特点。在蒙元统治西南后，乌蛮等民族被纳入统一国家的治理之下，乌蛮的民族关系主要表现为元对其之统治与管理的政治关系。
相关论文主要有雷信来、郑明钧《南诏大理国对唐宋王朝的历史文化认同》[8]；赵心愚《八世纪中期南诏与吐蕃的结盟及其关系的发展——以〈南诏德化碑〉相关记载为线索》[9]；王文光、李宇舟《论南诏国史研究中的几个关键问题》[10]。
在西南民族与文化研究领域，骆越研究也是其中重要内容。覃彩銮《骆越文化与布洛陀文化关系述论》[11]一文认为，骆越文化与布洛陀文化是两个不同时空和两种不同质态的文化。骆越文化是中国岭南西部地区骆越族创造的文化，而布洛陀文化则是以布洛陀神话和布洛陀经诗为载体、以布洛陀信仰为核心的文化系列。但二者又有密切的内在关联性，在时空、文化传承和文化内涵上相互交错重叠，布洛陀文化是骆越文化的源头，而骆越文化是对布洛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黄桂秋等《近年广西骆越文化研究的回顾与思考》[12]一文指出，骆越文化研究属于跨区域、跨民族、跨国别研究范畴，涉及国家文化主权与文化安全，当引起国家高层的重视。近年广西骆越文化研究取得一定成果，但距离国家预期尚远，本文通过对近年广西骆越文化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旨在对今后广西骆越文化研究有所促进。
西南民族史领域值得推荐的成果还有，吕俊彪著《京族人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13]；黎小龙《传统民族观视域中的巴蜀“北僚”和“南平僚”》[14]；张勇《唐宋人眼中的西南沿边民族地区研究》[15]；卢华语、邹涛《清至民国时期西南地区乡土志民族特色初探》[16]；胡列箭《清后期广西瑶人分布的“山地化”（1820—1912）》[17]；谷跃娟《民国时期民族国家视角下西南彝族的整合与认同》[18]；周毓华、田廷广《21世纪以来国内“藏彝走廊”研究考述》[19]等等。其中，《京族人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为《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研究系列》成果之一，考察了京族地区的历史沿革、地理环境、人口状况、自然资源、交通状况以及京族的传统社会组织、风俗习惯、婚姻与家庭、族群关系、经济发展与当地人的生活状况，探讨京族人的国家认同和族群认同形成的主要原因及其在当前所面临的问题。
二、土司问题的研究
土司问题的研究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且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国内的部分院校和研究机构多次举办专题研讨会，例如2011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与吉首大学合办首届中国土司制度与民族文化研讨会；2012年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云南师范大学与景东县合办第二届中国土司制度与边疆社会研讨会等等，均推动了该领域研究的发展。
期间有几部代表性专著问世。其中何先龙《土司制度论稿》[20]和陈季君等《播州土司史》[21]值得关注。前者研究了中国土司制度、贵州土司制度、贵州土司文化及其开发方面较重要的问题。后者研究了播州土司制度的建立、推行、终结方面的情况，分析了播州土司地区的经济、文化教育、土兵、播州土司与中央王朝及周边土司的关系。
几年来学者们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从不同角度对土司制度进行了探讨，引起学界关注。
1、关于土司制度的建立与演变
方铁《论羁縻治策向土官土司制度的演变》[22]一文认为，元以前的羁縻治策与元明清的土官土司制度，两者的核心思想虽有相通之处，但在经营思想、基本策略、施行的范围及成效方面却有明显区别。羁縻治策向土官土司制度演变，受到历朝治边的思想与策略、元明清三朝尤其是重要帝王重视西南边疆、元代后初步解决边疆经营中高成本、低收益问题等因素的影响。论文还分析了羁縻治策与土官土司制度的内容、特点和局限。）他的另文《土司制度及对南方少数民族的影响》[23]一文指出，土司制度由元以前的羁縻治策演变而来。土司制度实现了施治地区社会关系的有效整合，使王朝的统治深入蛮夷地区，并初步解决王朝经营边疆高成本、低收益的问题。土司制度培养了土司及所辖夷民的忠诚，促进边疆同内地间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同时造成南方少数民族性格的改变。一些人循规蹈矩，惧怕朝廷、官府与汉官，另一些人则擅长搪塞或欺骗官府，甚至凭借土职及土军割据自雄。
李平凡等《略论元代彝族土司制度的创立》[24]提出，元代西南彝族地区创立的土司制度，以其深厚的彝族社会历史状况为基础，以元王朝治理中国西南的总政策为背景。元王朝以战争为主要手段，统一西南，征剿彝族根深蒂固的地方政权势力，降服之后即委以各种职衔，规定任命、承袭、赏罚、贡赋等内容，渐次推行土司制度。在社会政治大变革中，彝族土司叛服无常，反抗不断，终元之世，确立影响深远的彝族地区土司制度，值得再探索。
杨庭硕等《土流并治：土司制度推行中的常态》[25]一文认为，土司制度是元、明、清在西南地区普遍推行的行政管理制度。其基本内涵是用当地的各少数民族首领，充任各级、各类土官，如土司、土职、土弁等。在土司制度执行的过程中，朝廷又多次改土归流，以至于此前有的学者将土官与流官视为截然两分的行政机构，甚至将土司视为游离于朝廷之外的“化外”酋邦。然而，仔细排比元、明、清三代史志的资料后不难发现，即令是在执行土司制度的地区，朝廷任命的流官始终在土司衙门中任职。土司被改土归流后，其后裔还可以在当地充任各级土职，与流官一道治理当地，有的土司甚至还能以土司的身份因功受奖，未经科举考试而直接充任高级流官。这些事实表明，土司与流官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都是朝廷职官制度中的两个构成部分。其间不仅可以并存，还可以互换，而且还能够相互制衡、互为补充，因而土流并治是土司制度推行中的常态。
邹建达《乾隆年间“云南边外土司”建置研究》[26]一文认为，乾隆三十年冬初至乾隆三十四年底，中缅双方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清军四次攻入临边一带缅甸实际控制的区域。在战争进程中，该区域内的众多土司头人降附清王朝，清廷遂将其接纳并授予土职，称为“边外土司”，从而改变了战争的目的。虽说设置“边外土司”是恢复元明统治规模，但此地久为缅甸占据，此举无异于一次复土开疆。但在付出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耗费巨额财物后，最终却未得尺寸之地，对此后中缅关系以及清王朝治滇治策，均产生重大影响。
郭声波等《从宋元五姓番、八番罗甸地域分布演变看元初边疆民族行政制度的重大改革》[27]一文则分析了宋代西南蛮五姓诸番地域分布及其与羁縻州对应关系，认为他们与顺化王等三十九部都是唐代西赵蛮诸部的后裔，一直生活在西赵蛮诸部原来的地域范围内，即今贵州黔南、黔西南及安顺地区的大部分区域。南宋时演变为八姓番与罗甸国。元初废除唐宋以来的羁縻州号，对八番罗甸地区实行新型统治方式，在今惠水县一地集中安置八番罗甸九安抚使司，原管1000多个洞寨，除罗甸国旧地改隶云南普安路，程、韦二番旧地改隶广西来安路外，重新归并设置为30多个蛮夷长官司，交给元朝派驻的管番民总管府管理，九安抚使亲辖地只限于今惠水县的部分地区，自治权力被收束架空，中央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向基层延伸。这是宋元之际边疆民族行政制度的重大改革之一。
李良品等《土司时期乌江流域土兵的类型、特点与作用》[28]认为，土兵是以耕种土司占有的兵田为生、以向土司服兵役换取田地耕种权并依附于土司的农奴。可按地域、民族和职任划分为不同类型。乌江流域土兵具有数量的随意性、产生的家族性、训练的纪律性、征调的频繁性等特点。土兵具有平叛、抗倭、保境安民、援辽、“征贼”及参与仇杀等作用。
田敏《元明清时期湘西土司的设置与变迁》[29]一文认为，湘西土司是南方民族地区土司特别是土家族土司的重要组成部分，级别高数量多，与中央王朝关系密切，在中国土司制度中具有很大的典型性，是最有代表性的土司之一。通过对元明清时期湘西境内所有土司的设置与变迁进行详尽的资料梳理，对许多矛盾史料进行了考证辨析，对一些不见经传的小土司进行了史迹钩沉，第一次完整系统地展现了湘西土司的历史全貌。
洪涵《国家权力在民族地区的延伸——以云南德宏傣族土司制度为例》[30]一文认为，国家政权建设主要指政权的官僚化、渗透性、分化以及对下层控制的巩固。我国元明清以来设立的土司制度，基于对土司授职、承袭、考核的规定，使土司成为朝廷命官，将土司地区作为国家防卫的屏障，并要求其承担一定的朝贡、纳税义务，实现了国家权力在边疆民族地方的下沉。与内地相较，这种政权建设方式在组织、制度、文化支撑等多方面又有所不同。这一点可以云南德宏傣族土司制度为证明。
彭福荣《重庆土家族土司的社会控制研究》[31]一文认为，社会控制是社会组织利用社会规范对成员的社会行为实施约束的过程，重庆土家族首领在土司时期遵守土司制度，贯彻和落实中央政府的相关政策，采取有效措施，牢固地掌控着重庆土家族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秩序。重庆土家族土司的社会控制策略表现在三个领域：一是与中央政府的政治博弈，谨遵职位承袭制度以保世有其权、积极进贡纳赋以表臣属恭顺、传播汉文化以谋求文化一统、参加军事征调以显忠诚：二是与内外土司的利益制衡，政权内部组织严密有力，法令严格，邻近土司以利相合，征伐联盟；三是对领地百姓的掌控，分化利用贤达以治地理民，盘剥压榨土民而掘败亡之基。
莫代山《明清时期土家族地区“自立土司”研究》[32]认为，明清时期，鄂西南、渝东南、湘西等土家族地区都有自立土司。从产生途径看，可分为强宗大族自立、土司侵占自立和土司分化自立三种。自立土司模仿合法土司对辖区进行社会治理,与合法土司消极互动，同时对中央政府的军事征调等格外积极，部分自立土司还因各种原因得到中央政府承认。
常建华《清雍正朝改土归流起因新说》[33]一文认为，雍正帝为追求良好的社会治安与社会秩序，对于土司看法发生转变，在推行保甲制度的过程中大规模实行改土归流。同时,清朝以汛塘划地设点，扼制道路，形成治安网络。在推行保甲、汛塘以控制地方社会的过程中，雍正君臣将未能直接控制的湖广、云贵等南方地区土司作为严重问题提出，土司所在地区的争杀抢掠显现出来，雍正君臣还将改土归流作为处置土司的有力措施。雍正三年,云贵总督高其倬在贵州省贵阳府广顺州仲家族村寨建立营房，长寨的建房增置防汛引起土司抵抗,，是引起后来改土归流的导火索。
赵桅《明代烟瘴对广西土司区经略的影响》[34]一文认为，烟瘴是一个历史性和区域性突出的现象,曾对南方少数民族及地区产生较大影响。明代广西土司区烟瘴肆虐,成为明朝经营和治理的主要困难,因此明朝在广西土司区采取了以土治土,倚重土官的策略。烟瘴,在一定程度上与广西土司制度的存在有着密切关联。
段红云《明清时期云南边疆土司的区域政治与国家认同》[35]一文认为，明清王朝在云南推行土司制度的过程，是不断推进边疆与内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一体化，加强边疆民族地区国家认同的过程。受边疆地区特殊区域政治的影响，在中央王朝与边疆土司的互动和博弈过程中，中央王朝在边疆土司地区的国家认同建设呈现出不同的取向和特征，并对明清时期西南边疆的变迁产生重要影响。
马国君等《论元明清时期土司区贡赋与环境的兼容——以贵州及其毗连地带为中心》[36]一文指出，贵州及其毗连地带地质结构复杂，生态系统多样。元明清时期,该区域土司进献给朝廷的贡赋大都为千姿百态的土特产品，这样的土产由于能与其生态环境、基层管理体制相互兼容，因此当地生态环境良好。随着西南边疆局势变化，朝廷在此推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导致贡赋类型、开发模式、基层管理体制的紊乱，诱发了生态环境的变迁。
2、关于土司战争与民族关系
李良品《论明代贵州水西安氏土司战争与民族关系》[37]一文指出，明代贵州水西安氏土司战争与民族关系是各方面的互动与和谐、冲突与博弈、认同与调适的结果。当民族权利不平衡、民族利益不公平、民族发展不均等时，就导致土司战争的发生。不同类型的战争体现了水西土司政权与中央政权的关系、与周边土司的关系、与辖区百姓的关系。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要建立和谐的民族关系，就必须处理好民族权利的平衡、民族利益的公平、民族发展的均等。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田小雨《论明代贵州水西安氏土司战争与民族关系》[38]一文认为，明代贵州水西安氏土司战争与民族关系是各方面互动与和谐、冲突与博弈、认同与调适的结果。
周渝津的《论明代秀山杨氏土司战争与民族关系》[39]认为，杨氏土司的战争类型多样，其性质也不尽相同，既有参与平叛、征蛮、讨贼、援辽和抗倭的正义战争，也有镇压农民起义的非正义战争；通过对战争类型的分析，可以反映出四种民族关系：一是土司与中央王朝之间的关系；二是土司与周边土司之间的关系；三是土司内部的关系；四是土司与辖区百姓之间的关系。文章深入探讨了秀山杨氏土司的明代战争与民族关系，有利于清楚认识土司战争所反映的民族关系，有利于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提供借鉴。
裴一璞《南宋乌江流域少数民族地方武力》[40]一文指出，南宋乌江流域地处西南边陲，境内少数民族众多，宋廷因地制宜，组建了众多少数民族军队，主要由御前屯驻大军和乡军组成。乌江流域少数民族武力在南宋抗蒙（元）战争中贡献卓著，并与南宋的国运相始终。虽然最终遭遇失败，但在保卫边防、稳定当地秩序、开发边疆、增强国防力量、延长国祚等方面具有积极贡献。
此外，一些文章还从不同角度对土司制度进行了阐述。卢春樱《略论明代水西安氏土司的历史功绩》[41]认为，水西彝族安氏土官历史源远流长，前后统治水西地区数千年。在中国土司制度完善的明代，水西安氏土司不断健全彝族特有的宗法政治，使政治、经济、军事三位一体的则溪制度走向鼎盛时期。同时，园地制宜，采取系列措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并以开放的思想，促进彝区学习汉文化，使彝汉文化共融发展，取得辉煌成就，历史功绩，不可磨灭。
田利军《民国时期川西北土司土屯史事辨析》[42]一文指出，民国时期川西北茂县、汶川、松潘、理番、懋功、黑水等藏羌民族聚居地区土司土屯虽经部分改土归流，但土司制度、土屯制度依然存在且处在变动之中。本文考察了清末民初松潘土司的具体状况、汶川瓦寺土司、理番绰斯甲土司、懋功汉牛屯撤废等详情，对有关史实做了较为详尽准确的辨析。
岳小国《武陵民族走廊土司宗族文化研究——以容美土司为例》[43]一文认为，土司制是中央王朝园地制宜，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的间接治理方式，它体现了国家行政权力与地方文化的结合。武陵民族走廊的土司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其殊异之处在于宗族文化与土司制间的紧密契合：土司、族长双重身份合二为一，宗族文化中隐含着国家权力，土司制中渗透有宗族文化，二者的结合可谓相得益彰。土司内部的宗族文化具有适应土司制度的特性，它对土司政权的稳定、巩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增强了土司对中央王朝的向心力，有利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维持与巩固。
3、关于土司制度的研究方法
罗中等《土司研究泛化的成因》[44]一文认为，因土司制度研究中一些基本概念的共识缺失，导致了土司研究的泛化。土司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以本地性"立蛮酋、领蛮地、治蛮民"的治理方式而体现出来的自治权;土司制度，实施的主要地域是我国西南地区，土司制度与扎萨克制度、羁縻卫所制度、僧官制度、土屯制度有根本性的区别，不能归纳为同一种制度。对土司制度的基本概念予以规范并达成共识，是土司制度研究的基础工作之一。另外，方铁《深化对土司制度的研究》[45]、商传《从土官与夷官之别看明代土司的界定》[46]、李世愉《土官不同于土司》、《土司制度基本概念辨析》[47]、李良品、李思睿的《构建“土司学”的几点思考》[48]、彭武麟《土司制度研究：一个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学术领域——兼论近代中国的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49]、彭文斌的《近年来西方对中国边疆与西南土司的研究》[50]、李小文、胡美术的《明清时期广西土司地区的里甲制度研究》[51]、成臻铭的《新世纪十三年内的中国土司学——2000～2012年土司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论的取向》[52]等文章都具一定的参考价值。
三、近代西南边疆史的研究
近代西南边疆史的研究也取得一些新进展。主要反映在两个领域，一是辛亥革命前后西南边疆省区的历史、社会研究。2011年，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蒋钦挥主编的《我们没有忘记——辛亥革命广西百年祭》[53]一书出版。该书用30万字的篇幅，以通俗的文字介绍了辛亥革命时期广西地区的历史演变。
二是学术界对民国时期西南边疆的理论问题进行了尝试性的探讨，云南大学青年学者张轲风关于“民国时期西南大区划”问题的研究就是其中的代表。张轲风所著《民国时期西南大区划演进研究》[54]一书在广泛搜集民国时期的文献、地图等的基础上，对民国时期西南大区概念、区划实践和建构过程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民国时期西南大区区划演进的总体趋势体现了从自然发展下区域横向（东西向）联系向国防战略下纵断（南北向）联系的转变过程：抗战前，“西南”以西南六省（川、滇、黔、桂、粤、湘）为主体范围，抗战以后逐渐转变为以西南五省（川、滇、黔、桂、康）说为主导看法，新中国成立前夕西南四省（川、滇、黔、康）说则呈现出急剧上升的趋势。
此外，学术界对边疆省区辛亥革命与中国民族国家建构进行了理论探讨。2011年5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历史研究室、《民族研究》编辑部将联合举办了“中华民族与辛亥百年”学术讨论会。国内外学者50余人围绕“辛亥革命时期的民族主义与民族思潮”、“少数民族与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与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转型”、“中华民族认同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等主题进行了讨论。这次会议的论文大多收入了方素梅、刘世哲、扎洛主编的《辛亥革命与近代民族国家建构》[55]一书。其中，与西南边疆密切相关的论文主要有孙宏年的《辛亥革命前后“殖民”、“同化”的治边理念及其演变》、赵玉敏的《1912年蔡锷出兵援藏的历史反思》、贾益的《清末民初边疆地区民族观念的表达与重塑——以辛亥革命前后的滇西民族地区为中心》、喜饶尼玛的《关于辛亥年间西藏的几个问题》、扎洛的《清末民族国家建设与张荫棠西藏新政》、邱熠华的《民国政府任命的西藏办事长官——以陆兴祺研究为中心》等等。

[1]云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第1版。
[2]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版。
[3]《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年第1期。
[4]《思想战线》2014年第3期。
[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5月第1版。
[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3月第1版。
[7]《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
[8]《广西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
[9]《民族研究》2015年第3期。
[10]《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
[11]《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
[12]《广西民族研究》2015年第4期。
[1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11月第1版。
[14]《民族研究》2014年第2期。
[15]《云南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
[16]《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6期。
[17]《清史研究》2014年第2期。
[18]《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19]《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20]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年7月版。
[21]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5年7月版。
[22]《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2期。
[23]《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1期。
[24]《贵州民族研究》2012年1期。
[25]《贵州民族研究》2012年3期。
[26]《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2期。
[27]《贵州民族研究》2011年6期。
[28]《贵州民族研究》2012年4期。
[29]《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1期。
[30]《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2期。
[31]《乌江论丛》2012年1期。
[32]《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11期。
[33]《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1期。
[34]《广西民族研究》2015年第2期。
[35]《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
[36]《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37]《贵州民族研究》2012年1期。
[38]《乌江论丛》2011年第3期。
[39]《乌江论丛》2011年第3期。
[40]《乌江论丛》2012年1期。
[41]《贵州民族研究》2011年6期。
[42]《贵州民族研究》2012年2期。
[43]《贵州民族研究》2011年6期。
[44]《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
[45]《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46]《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47]《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48]《青海民族研究》2014年第2期。
[49]《青海民族研究》2014年第2期。
[50]《青海民族研究》2014年第2期。
[51]《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
[52]《青海民族研究》2014年第2期。
[53]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版。
[54]人民出版社2012年10月第1版。
[55]民族出版社2012年7月第1版。